1998年全国两会，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一个“犯罪嫌疑人”喊“冤”。

这位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国企的领导，在即将离任的时刻，他利用手中的签字权，将300万美元转入了自己的腰包，分完钱后，他还跟身边的心腹说：

“够了！这辈子都吃不完了。”

若是在此时此刻的舆论场，如此明目张胆的贪污，如此明目张胆的炫耀贪污过程，其当事人大概率会被网友锤成一堆赛博原子，而后被扫入历史的厕所中永世不得翻身。

但在20年前，这个犯下错误的国企领导，这个已经被扣上贪污罪名的犯罪嫌疑人，却获得了从上到下，每个阶层的理解。

因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褚时健。

从1979年成为烟厂厂长，到1998年因贪污被捕，褚时健用20年的时间把一个技术水平还停留在民国时期的烟草作坊，打造成了年纳税额超过200亿的烟草巨无霸。就在褚时健被抓之前，这个烟草巨无霸刚刚更名为：

“云南红塔集团。”

以烟草起家的褚时健和红塔，没有将眼光只局限于烟草行业，在九十年代便开始了企业多元化布局。而这种布局即使在褚时健被抓之后也没有停止，于是，就在众人为褚时健的经历鸣不平的同时，一支叫做云南红塔的足球队也登上了职业联赛的舞台。

云南足球，似乎与云南的地域一般，总是笼罩着一层薄雾。可这层薄雾的下面，是四季如春的气候，以及适合体育训练的海拔高度。于是，滇池旁的海埂，成为了许多体育队所钟爱的训练基地，尤其是中国足球。

从专业时代到职业化，不知道有多少青训队、职业队从这里起步，走向足坛；不知道有多少足球记者、体育记者从这里起步，把一个个新鲜的资讯与狗血的故事传递出去，汇聚成一出出时代的活报剧。巅峰时代，“八千足记上海埂”并非空穴来风。

可与海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相对沉寂的云南职业足球。

1996年，伴随着职业化的东风，云南省队与当时的天元集团合作成立了云南天元足球俱乐部，但这支球队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足坛掀起什么水花。

也是在1996年，八一足球队把主场放在了云南昆明，这才让中国足坛的头一次感受到了在彩云之南的土地的人们，对于足球的狂热与喜爱。

可惜，八一队只在云南呆了一年便匆匆离开……成为了云南足球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过客。

直到1997年末，财大气粗的云南红塔集团出手了，他们宣布斥资3500万元，收购了在深圳郁郁不得志的甲B球队——深圳金鹏。

深圳金鹏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足球俱乐部，其投资人利焕南属于乘着改革的东风“先富起来”的民营企业家，因为目睹了深圳足球的起起伏伏而萌生了自己搞球队的想法。

利焕南本想着通过职业化的大潮，打造一个可以媲美国外一流足球俱乐部的民营球队。可几年的运营下来，除了让个体老板无法承受的巨大开销，职业联赛越来越“失控”的情况也让利焕南无力应付。于是在1997赛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利焕南便偷偷地为球队寻找起了下家。

经过13轮的秘密谈判，深圳金鹏与云南红塔集团达成协议，后者收购了深圳金鹏51%的股份，并将球队更名为“云南红塔”。

消息一经公布，许多云南足球人和球迷为之欢欣鼓舞，高原上的人们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职业足球门票。

而全身而退的投资人利焕南，他给媒体留下了一句话，更确切的说是一句谶语：

“中国足球太黑了！”

曾有人对中国职业足球进行过一个不太恰当，但也算形象的时代划分：

“烟酒时代→保健品时代→地产时代。”

之所以说这种划分很形象，是因为它将中国职业足球曾经的本质暴露了出来——热钱的漩涡。

无论烟酒、保健品，还是房地产，都是曾经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行业，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财富，却又囿于名声不好、产业单一的窘境，于是，足球便成为了一种很好的“洗白”工具。

而“烟酒时代”里，最为出名的两支球队恰恰都来自西南地区，一个是以酒为名的四川全兴，另一个就是以烟为名的云南红塔。

登陆云南高原后，云南红塔先是在动荡中经历了1998赛季，在勉强完成保级任务后，红塔请来了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戚务生执鞭，并在1999赛季获得甲B联赛亚军，成功冲进甲A联赛。随后，红塔集团不断增加投入，先后为球队引进了周挺、王霄、区楚良、魏群、刘越等国脚级内援。2003赛季末代甲A，云南红塔以第七名的成绩成功进入中超时代。

当时，云南的球市因为红塔的存在而火爆异常，每逢比赛日，球迷们便拖家带口来到拓东体育场为红塔队加油助威，这其中就有日后成为职业球员、如今担任云南玉昆队长的赵宇豪。

赵宇豪说，小时候跟他外公去拓东看过红塔的比赛，当时就觉得很热闹，很好玩。

“后来我开始踢球了，但红塔，解散了……”

2003年末，红塔集团宣布撤资，并将球队以3800万的价格卖给了因没有取得中超资格而愤愤不平的重庆。

可以说，中国职业足球的习惯性解散与消亡，是始于云南红塔的。

2000年，绿城俱乐部收购延边敖东，借壳登上甲B；2001年广东宏远被交易给青岛海利丰，这两笔交易的背后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：

“生存。”

为了生存而卖身，虽不光彩，但总归能换来一句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的安慰。

而红塔与力帆的交易，一个是年缴税百亿的烟草巨无霸，一个是中国民营制造业的头牌，一个不愁怎么花钱，一个不愁怎么赚钱。

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易将足球彻底的异化成为了一种工具。

而工具，是可以随时扔掉的。

搞足球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云南足球用22年的曲折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2003年交易完成后，原云南红塔领队郭光琪一直陪球队呆到了最后一刻，“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却不能打中超了，非常沮丧。”

而后郭光琪离开了云南，先后在上海、河南等地辗转。

而原红塔二队则是重打鼓另开张，转移至丽江，成立了丽江东巴，连续三年冲甲失败后解散。

2012年，昆明锐龙成立，冲甲失败后球队迁移至大理。因为在2013年足协杯中爆冷淘汰豪门上海申花而一战成名，而后球队虽然冲甲成功，但主场在大理、丽江、昆明之间反复横跳。2019年宣布解散。

2017年，在金元足球的最巅峰，云南昆陆俱乐部成立，以每年接近亿元的投入迅速冲上中乙，并在中性名的大潮中将名字改为了霸气而又文雅的：

“昆明郑和船工。”

只可惜，这个被称为拥有中国最好听球队名的俱乐部，在2022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退出。

曾有人把云南形容为足球荒漠，可22年间，丽江东巴、昆明锐龙、蒙自万豪、丽江飞虎、郑和船工……多少球队来来去去，但都在向世人表明，云南不是足球荒漠！

可这些球队的生死来去，还是没能回答出那个问题：

“搞足球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2024年10月6日中甲联赛第26轮，随着主裁判闫旭的一声终场哨，云南玉昆在主场2比0战胜了上海嘉定汇龙。

这声哨，宣告着云南玉昆队提前四轮冲超成功，也是云南职业足球时隔21年后重回顶级联赛的幸福时刻。

新赛季中超14轮过后，作为升班马的云南玉昆排名第7，最近4轮3胜1平保持不败。尽管成绩令人惊喜，但球队上下仍然保持着低调。已在中超斩获2球的韩子龙就表示：“我们球队从组建到现在没有几年的时间，球队职业道路的文化也没有那么深厚，所以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，以保级为基础，一分一分去拼。”

“希望能够在中国顶级联赛站住脚跟。要为云南足球走得更远而努力。”

今年31岁的韩子龙，年少时曾前往巴西博塔弗戈和西班牙马拉加俱乐部留洋，回国后的发展却并不如意。2022年他加盟成立不久的云南玉昆，作为核心球员帮助球队完成三连跳，从中冠打到了中超。正因如此，他也深知俱乐部一路走来的不易。

3年前，在外漂泊多年的郭光琪回到云南，奉云南足协之命组建云南玉昆。纵然那时的中国足球已接近谷底，但运营一支球队仍然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投入。所幸云南足协得到了玉昆钢铁的资助，1000万打中冠，4000万打中乙，4000万又打了一年中甲。

但与以往的中国球队趴在投资人的身上吸血不同的是，玉昆从一开始就确立了“运营”球队的思路。比如为了增加票房，他们在冲甲之后与当地政府协调，将主场座位数增加至25000个。而后又设置了12个包厢，一个包厢以16万的价格对外销售，效果竟然出奇的好。

另外，他们又与安保部门沟通，获得了在比赛时售卖无醇啤酒的许可。还设计制作了众多球队周边产品，每年可收入数百万元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玉昆成为了小城玉溪的旅游发动机。每逢球赛周末，“潮球夜市”、临岸三千城购物公园满是球迷，赛后聚餐也成了一种生活常态。据统计，玉昆每个主场比赛拉动消费1000多万元。2024年1月至8月，玉溪共接待国内游客3600万人次、同比增长15%，旅游收入405亿元，同比增长24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.5%，位居云南省前列。

而除了玉昆，越来越多的球队选择了与地方文旅相结合，像是重庆铜梁龙、成都蓉城等，如今火爆的苏超，其本质也是以体育带动旅游和消费。

因此，足球不是工具，足球是产业。搞足球也不应该是资本洗白的工具，而应该是一个地方的社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。

这个答案，云南足球用了22年才明白，中国足球用了31年才明白。

目前正担任玉昆总经理的郭光琪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中国足球这么多年，就像是在盲人摸象，有的人摸着腿就说是柱子，有的人摸着肚子就说是一面墙。”

这么多年，是不是该摸出个大概了？